来源：《民主与法制》周刊2021年第34期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和战略高度定位法治、布局法治、厉行法治，形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开创了全面依法治国新局面，为在新的起点上建设法治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根据宪法精神，党委要善于运用法治方式、通过人大来实施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对于全局性、根本性、长远性的事项，通过人大或者人大常委会依法作出决定决议。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人大组织制度、选举制度和议事规则，适当增加基层人大代表数量等重要决策部署。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落实党中央部署，先后出台《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开展质询工作的实施意见》《关于改进完善专题询问工作的若干意见》等文件。同时，在人民代表大会自身结构设计上也要符合民主集中制要求，在制定1954年宪法时党中央就决定实行一院制，不搞两院制在党中央示范引领下，地方各级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同级人大常委会党组工作汇报。3. 健全人大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制度 习近平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讲话、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讲话中都强调了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这一我国政体的基石原则。捍卫宪法就包括维护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真正做到两个维护。

其三，各级人大常委会依照宪法和监督法等法律规定对宪法法律和决定决议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对同级一府一委两院的工作进行监督，从而保障体现党的主张的法律和决定得到正确有效执行。人大监督的支持作用，还可以从对人民主权的支持、对民主集中制中人民统一意志的支持、最根本的是对党的领导的支持等政治角度来理解。学者所做的主要工作应该是实事求是的工作，实际工作者所做的更多是实事求效的工作。

党导立宪制建立在人性基础上，其理论基础是适度赋权论，潜规则的党导立宪制的绩效已经被实践证明。所以，自主精神可以是个人自主精神，也可以是民族或国家自主精神。然而，我们可以深究一下，各级党组织和各级领导干部的权力来自哪里?是党内法规还是国家法律?如果权力没有任何来源，那很好办;如果权力是来自国家法律，那么无疑是法大;如果权力是来自党内法规，那么问题的根本就是党内法规大还是国家法律大?因此，如果说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伪命题，那么党内法规大还是国家法律大是真命题。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议制民主普遍是党争民主制，而且常常是两党竞争民主制。

这种强调并不表明我们崇尚的价值与西方发达国家价值的区别，而是表明我们所采取的制度可能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因此，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三要素。

在共产主义社会，财产权和自由都是具有普遍性的。柏拉图认为，城邦最高的美德是正义。实事求是就是追求真理、崇尚科学、遵循规律，就是马克思所说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中的解释世界。南方谈话驱散了长期笼罩在经济改革领域的雾霾，然而政治体制领域的雾霾严重困扰着我们，所以我们需要有类似南方谈话一样的北京讲话。

党争民主制的迷惑性在于，人们以为通过竞选产生的政府权力来自于全体老百姓，政府对全体老百姓负责。卢梭和黑格尔都试图建立一种结合私利和正义的道德政治理论，然而无论是卢梭的公意还是黑格尔的国家都不可能真正地实现普遍性，因为现实中并不存在一个全体国民都具有美德的国家。如此一来，争论中的混乱就发生了。所以发展中国家应该将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上，而不应该一开始就采用美国式的普选制民主。

柯华庆：《第三次变革》，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3月。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的争论正是亚非拉不发达国家到底选择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抉择之争。

共同自由是在生产力充分发展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价值，是共同富裕基础上的追求。所以，社会主义国家面临一个怎么从传统农业国家或者不发达的工业国家到现代工业国家的转变。

无论是党的权力机关还是人民权力机关都是从最基层的单位选出代表组成上一级机关，再从这个更高一级的机关选出代表到再高一级的机关，依次递进到最高权力机关。在《第三次变革》中，我们明确把中华民族的复兴分解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政治独立，其标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黑格尔认为国家是经过家庭和市民社会之否定之否定得到的，国家是绝对理念的体现，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新猫论的实质是目标的有效实现，是用最优手段实现目标。所以党导民主是融合式、金字塔式民主。制度的好坏在于能否实现目标，对制度的自信来自于其实际效果。

八二宪法序言中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宪法主体部分按照人民主权设计。实效主义改革哲学要求我们首先要确立目标。

马克思的贡献在于将道德政治中抽象的权利问题具体化为穷人的财产权利问题。党内法规和党导法规的法律地位通过宪法所赋予，其正当性得到保障，关键是怎么严格按照法治标准落实党内规治和党导规治。

将政治人变为经济人是第一波现代性的产物，政治人应该是具有为公共利益服务美德的人，而经济人仅仅是追求自身利益的人。每一次社会变革都离不开理论的支撑。

如果说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伪命题，那么对各级党政组织、各级领导干部来说，权大还是法大则是一个真命题。再深一个层次他还应该有一个人格身份，而要获得人格身份，其前提是精神自主，而要精神自主非有自主精神不可。现代化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的必由之路，不管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不能跳越过。我们强调我们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我们的法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法治，我们的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共产主义的本意就是一个财产权概念，是普遍的私有财产。党争民主制和三权分立制通过限制和削弱政府权力来实现消极自由价值。

主体意识涉及自身、其他主体和非主体的一切，所以主体必须解决自我认知、自身与其他主体及主体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邓小平当年提出经济建设为中心，追求富裕和共同富裕的时候，左的声音就很强。

党导民主制的轴心是共产党，外围是民主党派和其他团体。党导民主制建立在一个代表公意的德性政党领导基础上，是一种现代德性民主政治。

我们认为，自主精神包涵三方面：自尊自强，合作共赢，实事求效。猫论的大众版本是：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时过境迁，现在的中国不再是八十年代初的中国，我们需要以大国形象展示在国际舞台，我们不可能不争论，我们需要主动积极的争论，因为这种争论本身就既能检验我们的理论也可能获得他信，我们再也不能躲在中国特色的蜗牛壳里，我们需要走出一条他信的道路，也让更多的国家走上这条道路。仅仅讲一句话的猫论确实容易产生这样的误解。

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也就是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的全面现代化，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现代社会主义新阶段。每个个体都追求个体自由权利，强者更多追求消极自由权利，弱者更多追求积极自由权利。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最大的贡献就是区分了作为目标的价值和作为手段的制度，确立了实效主义改革哲学。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发展阶段，对于包括资本主义阶段在内的过去和国外一切适合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的制度都可以采用，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然而在现实社会中，物质财富相对于人们的需要来说总是不足的，人们的道德境界也千差万别。再进一步说，古典政治哲学使政治服从于德性，追求人的灵魂之完善。